历史溃败中的女性悲歌

曾于里 2020-05-26 01:51:25

小说讲述了万历年间一个名叫令秧的女性的故事,她是如何从不谙世事、天真美好的少女,成长为与曹七巧、司猗纹一样偏执、扭曲、变态,甚至在最后亲手断送子女幸福的恶母。这是天使堕落记,是一曲女性悲歌。令秧是笛安笔下典型的“偏执女”,但这次令秧没有被概念化、戏剧化,笛安将她的毁灭过程,写得步步精确、剥皮见骨。这是笛安写作日臻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

小说从万历十七年讲到万历三十三年,这十几年间,唐府几乎是一个“超稳定”般的存在,外在的历史风云变幻并未对其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小说曾说到唐简的贬谪与其师反对张居正的税赋变革有关,也隐晦提到万历朝廷的财政吃紧,阉党与东林党人之争,但都是轻描淡写、旁敲侧击带过。与“近乎无事”的“万历十五年”一样,唐府的一切始终太平。只是变化已经悄然发生,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体制外文人谢舜珲身上,他将令秧、唐府与“万历十五年”联系起来。

如果说,困住曹七巧一生的是金钱与性欲打造而成的“金锁”,那么贞节牌坊则是困住令秧一生的“金锁”。它紧紧地抠住令秧的心性,直接导致令秧的人格走向分裂和扭曲。在这一点,笛安对令秧寄予深切同情,同时也揭示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惨烈剥夺和压迫。唐简去世后,令秧便被要求殉夫,族里的长者认为,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老天垂怜”。贞节牌坊既光耀家族的门楣,更是为了家族私利,“要是一个族里出一个烈妇,整个族里的徭役都会跟着减免”。怀孕让令秧免于一死,可她必须好生守着,熬到五十岁,朝廷才给立贞节牌坊。于是她不得不步步惊心、步步为营,甚至通过残忍地自断其臂来保住名节。贞节牌坊成为令秧活下去的理由、唯一目标和最高宗旨。

谢舜珲是自觉远离体制的,这在于他对体制的深刻认知。“除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不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真有什么天壤之别。天下之大,不过只有皇上一个男人。满朝文武匍匐在天子脚下,还不是个个都像怨妇。都说为着江山社稷,不能说全是假的——施尽浑身解数以博得皇帝的的信赖倚重,战战兢兢地证明自己的忠肝义胆,皇帝偏听了佞臣便声泪俱下乃至以死明志……能在天子面前做成男人的臣子,千百年也许有那么寥寥二三人。”这段陈述实在太过精辟。臣子依附于皇帝,如同女人依附于男人,臣子臣服于皇权,如同女性臣服于男权,臣子证明自己忠肝义胆并以死明志,与女性对贞节牌坊在兹念兹又是何其相似!谢舜珲发现了女权与男权,男权与皇权之间的共通之处,这样的思想认知是远远地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端。然而,当他自觉远离皇权的束缚,却主动成为令秧“节妇”之路上最重要的参谋,扮演着男权与皇权的帮凶。在谢舜珲身上,我们可鲜明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悖论。

笛安也描绘了男权压迫下,女性的试图反抗。为了保住令秧性命,蕙娘等人合谋让令秧与川少爷发生关系,这对于男权所规定的贞节和伦理是大胆的冒犯和僭越。笛安也隐晦地书写了一段女同之恋,这是对男权的唾弃和主动隔离。不过,这种反抗却存在明显的限度,这一点在令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令秧始终为男权所象征的为贞节牌坊所桎梏,可当她成为一家之主有了发言权后,她却成为男权最坚定的守护者和帮凶。为了所谓的贞节,她执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令秧成为她所试图反抗的一部分。可见,若没有理性之光的照耀,女权不过是男权的承继和复制。《南方有令秧》对女权有同情、有赞扬、有批判、有反思,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思想层次。

正在于此,令秧与谢舜珲,一道成为“万历十五年”的注脚。他们成为他们所反对的一部分,共同维护着传统皇权/男权体制与道德,维护着意识形态的单一和纯正,这与“万历十五年”统治阶级的观念是一致的。只是,这种刚性、酷烈、刻板、以牺牲个人为前提的制度,在经济基础已经更新到新的状态时,必然与人的需求和欲望发生冲突。乡愿和虚伪风气盛行,制度终将碰壁并崩解,近乎无事、一切太平的“万历十五年”仅是在惯性作用下延口残喘。《南方有令秧》颇为深刻地刻画了冠冕堂皇的皇权/男权制度下的乡愿之气,比如令秧节妇烈女背后却再次与族里的长者乱伦,谢舜珲对体制的深刻不信任——这些都深刻暗示着道德/体制与欲求之间的冲突,预警了“万历十五年”四海升平背后的危机四伏,以及历史溃败的必然。小说最大的缺陷也在于此,笛安没有意识到,令秧和谢舜珲虽是这陈腐体制的受害者和反抗者,但更是共谋。她对令秧和谢舜珲的态度始终暧昧,甚至充满赞赏,这使得小说的批判和反思力度大打折扣。

(拙作,载《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时有所删减,这是全文)

如果小说止于此,也不损其优秀。但笛安显然有更大的野心。她将小说的背景搬到明朝万历年间,这是一个颇具难度的做法。最明显的挑战是,要保证小说中的风物,风俗传统,人物的饮食起居以及行为方式都符合万历年间。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完成度极高,至少没有什么刺眼的纰漏会让读者“出戏”。更大的难度在于,笛安有意在更宽广的时空中审视令秧的悲剧。小说发生时,正是万历十七年。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赫赫有名的“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十五年》),离令秧的故事发生时,也只过了两年时间。那么,被毁掉的令秧的一生,与唐府之外的“万历十五年”,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

我以为,这是笛安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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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阮时雨:“她对令秧和谢舜珲的态度始终暧昧,甚至充满赞赏,这使得小说的批判和反思力度大打折扣。”不怎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楼楼求解

@阮时雨:为什么大打折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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