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少女,误读的晚明

昆山抱玉 2020-05-26 01:51:48

看这本书的简介,我会认为笛安是个有野心的人。当代文学中有许多有野心的人,相信凭借一支笔可以还原一个世界,重建一个时代,像李劼人的四川,王安忆的上海,以及她父亲的山西。其实对于纯文学来说,怀揣着这样的野心有时候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笔之所至,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写作的对象是一个地域,那么众多的本地人就要置喙插嘴;如果写作的是一个时代,那么历史学家或者历史爱好者就要不甘寂寞。历史小说因此频频遭人诟病,对于现代纯文学的读者来说,历史始终是缺席的,自诩有识之士的他们更乐意看到现代症候的诊断书和药方。于是,就目前所见的所谓历史小说而言,无不有着某些通往现代的路径,又或者说,小说本身就是一则现代的寓言。但对通俗小说以及网文而言,历史的存在就变得正当无比了,因为作者普遍需要一个背景以安放读者和自己的遐思。于是,真实与否就变成了一条重要的审美标准,该真实不止是历史的真实,还包括所谓让人产生代入感的文学的真实,虚构的真实。

又或者,笛安只想通过令秧为众说纷纭的晚明之情做一个自己的注脚,但以此文来看,于情之一字,这样的理解未免失于偏狭。汤公的真髓,也只得“不知何起”这一皮毛,也正因为有此皮毛,作者也尽可以把情之因由糊弄而过。云巧之于唐简,蕙娘之于侯武,连翘之于罗大夫,川少爷和唐璞之于令秧,甚至川少奶奶之于三姑娘都是如此,让人不禁深感情爱之廉价和轻率,甚至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伦理规则的阻碍。乱伦偷情如同儿戏一般容易而理所当然。如果将其当做对规则的反讽简直成功极了,但笛安的文字却在试图告诉读者她认同这种情,钦佩这种情,也请读者感动于这种情,岂非强人所难吗?难道女性的勇敢一定要通过乱伦和肉欲来标举吗?不知道是哪部史籍让作者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认为晚明之标举性灵崇拜真情是无论男女老幼尊卑贵贱都可以抛下廉耻,把通奸当做司空见惯的事。唐家大宅好似一方肉蒲团,但却并不见色相堪破之后的四大皆空,只有满纸示威式的快感和顶风作案的刺激。读者也正是被这种刺激引发阅读欲,想看一场弥天大谎如何收场,想看究竟有没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然而令秧们齐心协力,把原为掌控者的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不得不说,这无论和女性立场,还是情之初心,都相去已远。

再说说谢舜辉。很多读者会纠结于谢舜辉到底爱不爱令秧。从玛丽苏言情的角度当然可以说爱,文中无论男女都爱令秧。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谢舜辉是令秧的理性版,他和令秧目标一致,但他会谋略,知进退,懂得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知道如何用当时的话语描述令秧的处境和期待。在令秧乏味的、充满译制腔和陌生化的心理独白之外,他的行为和性格其实是令秧心境最直观的体现。他重情,天真,洒脱,果断,不拘一格,疑似同性恋,活脱脱是须眉版的令秧。那么他为何会选择帮助令秧达成愿望就很好解释了,没有人会不爱自己。蒙昧版的令秧死在了三十二岁,而开了蒙的令秧活到了八十一,这不知道是否象征着,女性如果要突破男权对情欲的垄断,除了要像令秧那样敢于承认自己的原始冲动以外,还需谢舜辉那样的“足智多谋”呢?不得而知。但非常明显的是,令秧之赴死实在难以令人体味到一点点悲情,只有满满的嘲弄,被嘲弄者包括男人,女人,包括令秧自己。

而事实证明,笛安也确实有些野心,但这野心并未体现在她为此啃下的史籍资料,而应在她力图为古代女性,抑或说,就是为女性本身造像的尝试上。但是,因为作者本人的趣味和经验,这种尝试无疑是失败的。与其说令秧是一个挣扎在变态的前现代伦理中的女性,不如说她只是现代青年的又一个毫无新意的投影,无关男女。

如主角令秧。笛安希望读者谅解令秧,不要太过苛责她。这是不是说明笛安自己也觉得令秧真的做错了事情?从文本来看,笛安希望通过令秧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出路,如何利用规则反规则,还不能放弃写出自我意识觉醒的尝试,否则就会沦为甄嬛传式的欲望消费。这个故事可以很悲壮,也可以写成辛辣的黑色幽默,但却被作者轻描淡写地炖成了一锅温吞水。笛安不止一次为令秧赋予了觉醒者的色彩,但困难在于,如何用一种前现代的话语描述这种觉醒。于是,她写她有一种不自知的聪明,她渴望远行,她能敏锐地体会到女性面对男权的压抑时的一筹莫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的行为与笛安赋予她的聪明完全不相称,她在懵懂天真的少女和尖刻鄙陋的后宅妇人间摇摆不定,运用起地位赋予她的权力训诫他人时无师自通非常自然。甚至她的反抗之路,都是所有的人为她把路都铺好,她只要走就可以了。她的觉醒仅限于她自己的觉醒,她甚至没有对共享女性身份者产生同情和体谅。蕙娘、云巧、连翘、川少奶奶、三姑娘、溦姐儿与她而言都是可有可无的他者,她们的团体是利益的共谋,而非性别的同盟。笛安其实也毫不讳言她的自私,也许她的自私源于她的孤独,这种孤独全无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孤勇,仅仅是本能的排他和造作的执拗。由此看来,令秧其实是与《西决》《南音》一脉相承的现代独生子女的青春期写照,如同领域性极强的小兽,对所有试图闯入其生活的人都报以阴谋论式的猜测。又由于内心其实还是渴望得到理解和认同,所以闯入者的嘴脸也不至于太不堪入目,在排斥和包容之间努力维持着表面的歌舞升平一团和气。我不知道是否因为生活在名人之家的关系,笛安从小见惯此种人际交往的伎俩,但若以此标榜世事的精明,人情之通透,为此沾沾自喜反复书写,则是自缚手脚自降身价了。

最后说说贞节牌坊,前现代虽然已经被狠狠地妖魔化了,但这依然可以是探寻小说隐喻最方便的捷径,可以给小说冠以诸如反封建啦性解放啦种种文学上的牌坊。令秧为什么一定要要贞节牌坊?其实,在历史语境里,她要不成或者放弃要才更合理。因为要不要牌坊和是否藏住了秘密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作者也并没有大加渲染贞节牌坊带来的种种好处,大不了川哥儿不考科举投身东林闹革命。只能说,笛安笔下的贞节牌坊并非历史维度的贞节牌坊,整个故事是封闭的世界,它不试图与历史展开对话,而贞节牌坊只是整个故事借以成事的基石,鞭策故事进展的动力,像是小孩子一定要吃到的糖果,由此更可佐证令秧的内核还是一个现代人,一个处于彷徨迷茫中,却想要从生活的虚无里发明意义佐证存在的现代人。所以,令秧并没有变,也不会变,她不会像曹七巧那样被贞节牌坊异化,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过牌坊,对所有人的崇拜狂热一直保持着隔岸观火的姿态。由她来代言晚明女孩并不确切,尽管笛安也翻译了一些史料,对往古女性深沉的苦难做了最最浅显的关照。

然而矛盾的是,笛安的这种人性解放却贯彻得十分不彻底,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川少奶奶之死。无论从性格还是情节来说,她都没有必死的理由。笛安不遗余力的渲染她的孤傲,执拗,离经叛道以及极端的领地意识,但无论是令秧还是川少爷,都还不至于被她划入领地,令秧算是半只脚踏进去了,但她还有心上人三姑娘。那么两人的奸情于她只是不相干的人事,甚至还可以因为有人与自己一样偷尝了禁果而额手相庆。那她的死亡,是为了川少爷的背叛还是令秧的背叛,都毫无说服力。除非,阴谋论一些,川少爷为了灭口把一个同盟者错杀了。而作者仅仅只是把原因归结于长久的压抑和寂寞。还有老夫人。老夫人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令秧的奸情提供一个目击者。作为唐家大宅内偷情的鼻祖,她轰轰烈烈的过往着墨甚少,和众人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她最后的结局也不了了之,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老夫人本可树为小说的一个复文本,作为故事中的故事预示着令秧的另一种结局。如果不是死亡,大概就是像老夫人一样沉入非理性,毕竟,一个疯子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

在这个被精心建构出来的晚明背景中,《南方有令秧》实在是一个结构精巧的故事。笛安根据功能的不同,把男人和女人拆成了不同面向的角色。女性方面,令秧始终少女,三姑娘是女儿和妻子,云巧承担母亲,蕙娘代表女性的群体性和社会性,而川少奶奶则是女性内向的部分。男性则充当女性的诱导者和补充者,众多公代表秩序,谢舜辉则是启蒙,川少爷寄托天生的母性,唐璞象征肉体的欢愉,侯武罗大夫充当仰望和觊觎并存的芸芸众生,扮演着守护者和加害者。通观全文,种种互文、反讽、象征、提前叙事的手法回环交错,不一而足。笛安无疑是聪明的,她把一个荒诞的故事演绎得合理无比,但也正是因为她的聪明,整个故事变得匠气十足,几乎看见开头就可想见结尾,以至于面对某些作者可能真正试图做出改变的情节时,第一感觉并不是出人意料的精彩,而是人设失衡结构扭曲的不适。

其实丝毫不奇怪笛安会选择万历作为故事的背景,作为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朝代,晚明繁华与迷狂,恰好安放我们因为乏味的现代而生起的不合时宜的文化乡愁。因为轻信所谓晚明思潮,我们很少不会这样想,如果明朝还在会怎样。兼之《万历十五年》和《明朝那些事儿》以学术和通俗双管齐下的方式冲刷着我们的阅读眼界,似乎在那个时代,任何出格的行径都是合理的,晚明的存在,为既留恋现代的开放多元,又欲发思古之幽情的少年大开方便之门。所以,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并不是批评的重点,因为这本就不是历史,而是被想象出来的晚明。

其实笛安可以把对整个故事的掌控再放松一些,再游离一些,不妨做一个白痴的作者,让人物自己去体味人生五味。就算故事只是片段,有着大量的缺憾、意外、弄巧成拙和阴差阳错,但是,那也许才更接近真正的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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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张鑫:分析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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